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有过这么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时势同英雄相互成就，而时势又是英雄诞生的土壤。因此，我们了解韩非，就不得不回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战国晚期。春秋战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时代之一，这一段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作是“轴心时代”的百年时间，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由大传统到小传统，全方面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韩非是战国时期的人，不是春秋时期的人。这大概是一句废话，但也是一句有用的废话——春秋和战国，虽然相互衔接，并且经常同时被人们所提起，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也就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由春秋到战国，铁器的普遍应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让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了可能，进而也就刺激了农业革命，让农民能够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独立完成再生产的全过程。既然单个家庭便可以实现过去需要集体生活才可以实现的目标，井田制之类的“老黄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各国因应时代的变化，推行了全新的土地财政政策，例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地的肥瘠程度来征税，改变了原来的利益分配形式；鲁国的“初税亩”甚至公开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标志着土地制度从“公有”向“私有”转型。地的所有权机制产生了变化，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土地兼并。当土地可以自由地买卖，自然就会有一些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运气，集中了大量的土地，也有一些人比较倒霉，永远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一方面刺激了社会阶层上下的流动，过去严苛的宗法制开始松动，另外一方面吸引了各国投入到一轮又一轮的举国战争当中，通过战争这一种最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土地兼并。

总的说来，春秋时期的战争和战国时期的战争几乎不是一回事。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在，加上当时各个国家之间仍然有最基本的道义，遵守约定俗成的列国秩序，战争的模式比较多是各国贵族之间互相摆开架势，逼对方就范，讲究礼仪，而不追求消灭对方的国家。我们现在所经常讥笑的宋襄公，在当时非得等到楚军准备好再开战，其实就是深受这一种模式的桎梏。然而，到了战国时期，这一种战争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层面的总体战，一个国家被打败，很有可能便意味着他的土地人民将会悉数归战胜国所有，就连自己的宗庙社稷都没有办法保住。在这一种社会形势底下，各个国家的焦虑感与日俱增。

面对近在眼前的灭顶之灾，君主们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最大程度地提升现有军队的战斗力，故而也就给了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军事理论家活跃的舞台。他们撰写兵法，希冀通过变化莫测的军事行动来赢得战争。不过，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仅是凭借着小范围的战术性胜利，是没有办法达到战略性胜利的最终目标的。因此，到了战国晚期，兵家的理论便逐渐地发展到了“耕战并重”的模式，例如尉缭就强调战争的潜力根植于国家的综合实力，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怎么打得赢举国战争？

君主们当然也意识到了，只有国家全面发展起来，国力形成碾压之势，才有打赢举国战争的可能性。于是乎，一群变法人士乘着私学兴起的东风，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通过制度变革，大多都被后世研究者归入了“法家”这一个大类里面。

什么是法家？第一个将这一群人归类到一起、并且贴上了一个名为“法家”的标签的人，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里面如此写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说他们是一群“严而少恩”的人。司马谈以后，刘歆撰写《七略》，将《申子》（申不害的作品集）《慎子》（慎到的作品集）算入到了“法家”这一个大类里面。再后来，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将《李子》（李悝的作品集）三十二篇、《商君》（相传为商鞅的作品集）二十九篇、《申子》六篇、《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韩子》（也就是《韩非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晁错》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法家言》二篇，一共二百一十七篇，统统都归入到了“法家”，基本奠定了我们后世对法家这一个群体的普遍性认识。班固评价他们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大概是说法家这一个学派，大概起源于古代掌管刑狱的理官，主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以此来辅助礼制，又总是抛弃教化、去除仁爱，专靠刑法来追求治理，结果导致了残害至亲、伤害恩情、薄待人情等悲剧频发。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司马谈，还是班固，他们对法家的评价都说不上多好，虽然颇有其中的道理，但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如何客观地认识法家这一群人。

到了近现代，西方思想传入以后，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一群人，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家”这一个概念，说：“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在他看来，“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而主张将政治家归为政治家，法理学家归为法理学家，两者之间是美术作品和美学之间的关系。胡适先生的看法无疑是有创见的，只是我们也不可以忽略，这一些政治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自然会有人将他们的经验整理成册，以供后人借鉴和使用，相应的也会有独特的新思想出现；而这一些新思想又可以被大致放入到一个大类里面来比较研究，故而统一赋以“法家”之名，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的哲学史家，例如冯友兰先生、牟宗三先生、劳思光先生，也还是沿着“法家”这一个大概的范围来展开对于这一群人的论述的。冯友兰先生说：“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各国都一样。面对这样的形势，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往往并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所爱听的不是劝他们怎样谋求民众的福祉，而是要能应付眼前难题的灵计妙策。在谋士中也有少数是懂得现实政治的。各国君王通常也愿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国王就待如上宾，甚至委以高位。这些谋士就是被称为'方术之士’的一班人。他们以此得名，是因为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告诉统治者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统治者的手里。他们鼓吹：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有一些方术之士，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这便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因此，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以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人如果想走极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就会认为法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一点道理。”牟宗三先生说：“同样是针对周文疲敝的问题，儒家向立教方面发展，而道家则变成玄理，此是由儒、道两家对人生的态度，基本方面有所决定而转成者。如此当然就不切于当时的客观问题了。儒、道两家既不能解答当时政治社会方面之客观问题，那么谁能呢？谁来解答呢？就是法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同是针对周文疲敝，然而产生的态度有二：一是向着人生之基本问题方向发展；一是将周文疲敝视为一个政治社会之客观问题来处理。后者在当时是一有迫切需要的问题，而前者之向人生之基本问题发展，就有普遍性、永恒性，故至今仍可应用。但既有普遍性、永恒性，则对当时之客观问题就不切。能切当时问题的只有法家。”两位先生大段大段的论述，总结起来就是说，法家是一群注重客观现实，解决眼前难题的实用主义政治家；而他们所打算解决的现实问题，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在亡国灭种的威胁底下，君主们对于提升综合国力的迫切要求。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既跳出司马谈、班固过于强调法家的严苛的固化思维，又避免将法家同现代的法律思想给搞混，而能够直接认识到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创造了怎么样的思想。

早在上古时期，舜曾经任命过一个名字叫做皋陶的人为掌管刑狱的司法官。据说，他强调德刑并用、先教后罚，甚至创立了最早的法律体系，大概是法家的源头。也有人说，管仲主张以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例如户籍、军事编制等，来约束臣民，才是法家的源头。不过，我们现在说最早的法家人物，应该还是魏国的李悝，他也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罗列的第一位法家人物。他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明确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主张赏罚必行，对轻罪使用重罚，以震慑犯罪、减少犯罪；又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强调“食有劳而禄有功”，按照军功和政绩来选拔官员，淘汰冗余的贵族，以强化君主对官吏的掌控，提升行政效率。

李悝以后，是申不害。当时，韩昭侯为摆脱七雄最弱的局面而礼聘申不害为相，以求富国强兵。相比起李悝，申不害一方面也主张君主专制，将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另外一方面又更加注重“术”，即君主驾驭群臣的隐秘权术，强调君主需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通过暗中的观察、试探来防范官员专权、欺上瞒下，并且避免臣下揣摩君心、钻营取巧。虽然韩国凭借着申不害的改革，很快便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国力，但他的这一套模式毕竟还是太依赖君主的个人能力，并没有维系太久，韩国依然是七雄最弱。

有了李悝和申不害的前车之鉴，这一个时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变革性的法家人物——商鞅。他本是卫国的宗室子弟，早年并不受到各国君主的赏识，只有秦孝公选择了相信这一个“无名小辈”。在秦孝公的支持底下，商鞅颁布了严苛的法律，并且实行“连坐制”，以重刑来震慑犯罪，从而强化对社会的管控；实行户籍制度，所有人必须登记在册，按照户征税、服役：制定“军功爵制”，平民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阶层，极大地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奖励农业生产，对努力耕作者减免赋税，同时抑制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地位。关于商鞅变法，可能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故而我在此处就不加赘述了。可以说，他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在列国当中的实力位置，所设计的制度更是影响了中国往后上千年的历史，不可谓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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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图源网络

商鞅后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名字叫做慎到。他是一个赵国人，早年学习黄老之术，后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援道入法，形成了一套“以道为根、以法为体、以势为用”的独特体系。韩非曾经在自己的作品，引用过慎到的句子：“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个人的贤能如果缺乏权势的支撑，那么将会难以真正号令天下；而掌握高位者即便才能平平，也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地位驱使众人。他认为，在推行法律的基础之上，君主必须手握至高的权势，来管辖众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至此，到了战国晚期，法家大致形成了以申不害为首的重术派、以商鞅为首的重法派、以慎到为首的重势派。然而，不论是申不害所效力的韩国，还是商鞅所效力的秦国，抑或慎到所效力的齐国，都没有做到能够以一己之力一统天下。与此同时，历经数百年的战乱，已经让诸国上上下下都疲惫不堪，除了庄子主张在精神层面完全解放自己、从而脱离人间的苦难以外，这一个时候的思想家们开始放弃纯粹的理论之争，转而将目光投向到如何才能够设计出一套统一天下、消灭异己的思想。于是乎，韩非就在这样子的时代气氛底下，整合了黄老之学和“法”“势”“术”三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1］韩非. 韩非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2］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华书局, 2018.

［3］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4］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 2019.

［5］于凯. 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 天地出版社, 2024.

［6］杨宽. 战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7］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8］班固. 汉书. 北京大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2.

［9］梁启超. 李鸿章传.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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